自从离开老家浙东四明山区，进城工作后，接待乡下亲戚，为乡下亲戚办事一度成为我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。
　　80年代中期，市场上许多商品匮乏。堂侄要结婚，托我买一台14寸彩电，我表示无能为力，人家不信：“你家彩电哪来的？”我费尽周折为他买了一台彩电，表妹又来了：“哥，你在城里当干部，为外甥囡搞一辆‘凤凰’自行车吧。”长辈也常托人捎话，让我替他们解决当时凭票购买的卷烟、黄糖、肥皂，甚至火柴之类的“大事”。至于乡下亲戚赴上海、杭州看病、购物，为他们买车船票更是常事。
　　其实我一个法院普通审判员，能有多大能耐？当年为亲戚买彩电，我和妻子整日四处打听彩电行情。一次，得到内部消息，交电商店有“议价”彩电出售，于是和妻子搬上小木凳轮番在店外排了一昼夜队。为解决亲戚一两斤黄糖，全家省吃俭用，还常厚着脸皮向邻居要糖票、烟票。由于我隔三差五到客运中心购买车船票，有一次，还差点让警察当“黄牛”逮走……
　　改革开放，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，但他们曾经为化肥的紧缺苦恼不已。亲戚们听说化肥厂领导是我邻居，于是找上门，仿佛我开了化肥厂。好在邻居善解人意，帮了不少忙。乡下亲戚除了要你办事，还吃住在你家，三五人一住四五天，他们虽不挑剔吃，晚上打地铺也无怨言，可时间长了，妻子难免有微词，亲戚们理直气壮：“阿拉是来自己兄弟家，女人闲话介多。”亲戚们还常到我的办公室，大声说话，随地吐痰，烟灰吹得遍地都是。有同事向我提意见：机关不是会客室。当然，亲戚进城绝不空手，他们送来整麻袋土豆、柑桔、毛笋，这成了我向邻居做“人情”的礼物。
　　如今乡下亲戚不再要我办买黄糖、购彩电之类的事了，也很少有亲戚在我家过夜，然而新问题层出不穷，亲戚中有私家车违章行驶被交警扣了，要我找熟人通融；孩子想进城上重点学校，要我找门路；钱款被人骗了，要我去法院“通路子”。妻儿为此经常埋怨我，我说：“谁让我是农民的后代呢。”
　　前些天，我因病住院。出院后，乡下亲戚开来轿车，接我去里山养病，说：“乡下什么都有，报纸看当天的，电视有三十多只频道，吃的都是绿色食品，更要紧的是山里有的新鲜空气城里没有。”在乡下养病的日子里，亲戚们无微不至照顾我。我病愈回城，乡亲们一直送我到村口，舅奶奶紧拉着我的手，说：“我们都老了，你们下一代要多来往呵，亲戚家要走，不走就冷了。”几个称我伯伯的后辈也动情说：“等你和婶婶退休了，就到乡下养老，我们照顾你。”一席话说得我鼻子发酸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